客观透彻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一种客观的生活态度，也是客观地认识世界的方法。其从认识对象中抽象出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时，舍弃了具体对象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构成一个理性认识的世界。在先秦诸子中，《孙子兵法》无疑最具备理性精神。其所处的时代，“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逐奔不过百步”（《司马法·仁本》）那样的传统军事观念已经被抛弃，面对无限复杂的作战环境和形式，需要做经验的归纳总结。随着归纳总结的深入，自然会舍弃具体性、特殊性的因素，发现一般性的规律。这一般性，就意味着走进了理性世界的大门。
我们看《孙子兵法》，其虽然本旨不在于建构一个理性世界，但是理性认识已经相当自觉。例如《用间篇》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强调以实践经验为本。《计篇》说“兵者诡道也”，以“诡”的概念来界定战争的谋略性、非规范性、非道德性的涵义。战场上的因素复杂多样，形势瞬息变化，《孙子兵法》概括为敌我、胜负、虚实、奇正、分合、动静、进退等对立统一的关系，则已经是朴素辩证法的认识。
假如我们系统分析《孙子兵法》的思想内容，更能发现其理性精神的健全性和透彻性。例如关于“将”，《孙子兵法》实质上把它分为统帅和将军，统帅作战略决策，将军指挥具体的战术行动。因此对统帅讲战略问题，包括《计篇》战略的“道”与战术的“诡”相统一的精神，《作战篇》经济是战争基础的指示，《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目标和“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用兵原则，《形篇》有关战略阶段目标的认识。对于将军讲的都在战术范畴内，包括兵力分配组合（《势篇》）、战争主动权（《虚实篇》）、争取先机（《军争篇》）、作战机动性（《九变篇》）、行军驻扎（《行军篇》）、军事地形（《地形篇》）、机动作战（《九地篇》）、火攻策略和方法（《火攻篇》）等问题。战略问题的首要点是“令民与上同意”的“道”（《计篇》），战术问题的关键则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的“诡”。《孙子兵法》对于“将”的职责分别和“道”“诡”意义的阐述，足可见理性健全透彻的程度。后人大多以为“诡”是军事理性的全部，如高似孙说的“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子略》卷三），这显然错误。
这样的理性精神和认识方法提供了形而上思维的基础，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弥足珍贵。因为二千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信仰大于理性，客观性的精神有所不足，现时代所需要的形而上认识难以据此开拓出来。众所周知，孔子儒家着重于家庭血缘伦理关系的认识，血缘伦理是人类社会的天赋存在，具有类同性，可以依据个人的经验推论至普遍，其重视的是体验，并非逻辑思维。有关“礼”的活动又“奉神人之事通”（《观堂集林·释礼》），即“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性》），其中的“天”“神”“祖”都是想象的存在，是信仰的对象，既不是形而下的，更没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在认识时也不需要判断推理的方法。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理性精神特别有当代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