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虽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职司、委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于是帮，必闻其政”，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论语》除弟子外谈及人物125位，其中前贤圣王42人，同时代各色人物78人，另有查焉不详5人。孔子于人物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待历史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鲁国史书，历来被理当认为由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盛也”，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氏，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嫌假他人之功。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制，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吧，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道“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孔子“知天命”而“畏”之，“敬鬼神而远之”，绝笔《春秋》而“克己复礼”。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如是说。此言司马迁最懂：“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