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学刚刚起步，但《中学文粹》已经初步体现了现代学校教育“学年”、“课时”及“教学计划”等新理念。该书附有《编辑中学文粹例言》：“生徒程度愈高，国文课数愈少，本书每编足供一年讲授：初编九十课，二编八十课，三编七十课（文义较深者，每课须以一小时讲，一小时读）生徒至第四学年行文已能明达，当使知古今文体之不同，故本书第四编变其体例，以资研摩。”在每编的目录中，进一步对每篇选文的课时安排进行了标识，如“唐韩愈《画记》三课”、“《项羽起兵》二课”、“《荆轲刺秦王》五课”，等等。
《中学文粹》的编排还注重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认知原则。《中学文粹弁言》中写道：“因商榷明年改良读本，嘱余编定若干册，由浅而深，先今于古，俾循序渐进，不病陵躐”。编者对全套书的编辑思路大致为：（1）在斟酌学生程度的基础上，由浅而深，先今后古，循序渐进；（2）理想与事实相辅，记叙与论说相间，力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中学文粹》在选文上这样的编排意识，已经开始注意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并提出了相关教学策略。
《中学文粹》在选文上也充分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兼容。科举考试时代，“四书五经”是官方钦定教材，而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经”的独尊地位动摇了，国文教科书编辑者开始尝试将历代的散文、小说、应用文佳作收入教科书，使“文本”代替“经本”。除了来自《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论语》、《孟子》等传统儒家经典外，《中学文粹》还选入了李斯、司马迁、陶渊明、韩愈、苏轼、龚自珍等诸多作家的作品，甚至选入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察变篇》、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郭嵩焘的《新加坡洪家花园记》及晚清奇女子单士厘的《观日本博览会记》。
然而，在晚清教育改革和引进教科书的过程中，儒家传统教育依然还是不可丢弃的核心内容。即便是“文本”，也依然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浓厚的“文”，编者在《中学文粹弁言》中说，“书既成，援保存国粹之义，颜之曰中学文粹。虽不敢自信精当，然于当世通儒所欲勾稽成帙者，亦略具于兹矣。” 该书入选的近世文，也是诸如《大教育家孔子》、《圣裔孔融》、《忠孝狄青》之类。
与晚清时局的危机相契合，《中学文粹》中不尽是含蓄蕴藉、文质彬彬的儒家之文，还注意“文字与民族相关如胡铨封事、徐达捷表等足以激发民族精神者辄为登入”，如第二册的《大侠朱家剧孟》、《大侠郭解》、《侠客行》、《侠客谈》、《田横不屈》，第三册的《聂政刺韩傀》、《鱄设诸刺吴王》、《荆轲刺秦王》、《豫让狭义》，等等。有感于近代中国积弱贫困，屡遭列强欺辱，众多晚清士人认为，国家练兵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国人须弘扬尚武精神。他们还追忆起千古游侠，并将古人现代化，重新阐释游侠形象，对游侠有着诸多的溢美之辞，如尚武精神、平等意识、锄强扶弱，等等，而最令晚清志士倾心的是尚侠轻生（即“杀身成仁”）。对“流血”的崇拜，对“牺牲”的渴望，对游侠形象的解读，不只因为其暗杀的手段，更因其必死的信念：在最后一击中体现（鉴赏）生命的辉煌。
经学教育的衰落含有道德教育转型的作用，而道德转型的实现，一定意义上是靠知识结构的转型实现的。西学东渐以来，许多近代的新观念、新道德还需要通过新的选文才能进入课堂，这是传统的古代经典无法教给学生的。再者，保存国粹，并不代表拒绝西方文明，“西洋文明之热潮，已渐涌渐进东亚之大陆；利在顺其流而因势利导，不在逆其流而反为所推倒。吾国之文明，属于道德上而为精神的文明者，虽称完全；其属于艺术上而为物质的文明者，甚行缺乏。则以我之精神而用彼之物质，合炉同冶，以造成一特色之文明，而成一特色之国家，岂不甚懿？”《中学文粹》编者认为“十年以来严之译笔、梁之报章均脍炙人口，择其尤者以供研究”，该书出现了一些介绍新知识、新道德的选文，如第一册中的《中国宜振兴实业》、《机器何害于人功》、《资本消长之理》、《水流循环之理》、《专利》、《银行》、《公司》等，同时还有抨击旧道德、旧思想的选文，如《论缠足之害》、《论科举之害》、《论鸦片之毒》等。
与晚清其他书籍不同的是，在《中学文粹》正文后有一页专门的“版权页”，详细记录了该书的编辑者姓名、发行机构及地点、印刷机构初版年月、版次、各册定价等信息。这个细节，是标志中国近代出版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的端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页正上方格外醒目的“版权所有”四个大字。
中国出版机构的版权保护在《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以前，一直沿用宋代形成的由官府颁布版权保护告示的方式来运作，即出版机构对其出版物的版权需向官府提出保护申请，然后官府以出告示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文明书局是在西学东渐风气影响下诞生的新式出版机构，1902年创办以后，以编译新学（西学）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为主要出版业务。宣传传播版权思想，实行版权保护，成为文明书局题中应有之义。
当时，学堂初办，新学日兴，中国旧有的四书五经已经不能适应新式学校教育的需要。新学教科书编译困难，出版又少，文明书局的新书自然成为适应社会和学堂需要之书。但是，一本新书刚出，射利之徒便会竞相翻印盗版，盗版翻印问题也大量滋生，并日益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侵害了著译者的权益，而且也会给出版者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会使出版机构间形成不正当的竞争。此时清政府还没有为版权保护立法，无法防止翻印盗版。文明书局除了向地方官府申请发布告示对出版权予以保护之外，就是自己在报刊上刊登启事，自我声明拥有版权，不准翻印；或者在书籍的正文、首尾（扉页或封四）加印版权保护字样或版权标记，客观上让“版权”这一新概念新事物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熟悉与认可。
因此，在《中学文粹》最后一页印有“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袁（世凯）”的一个咨文，其中写道“至该局编译印行各书，无论官私局所，概禁翻印，以保版权。”文明书局注重保护版权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图书的翻印盗版，有利于让中国晚清出版业内部形成有序竞争，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让中国的出版商免受外国控制，呼吁中国政府自己要重视版权，为涉外版权事务中提供法律依据。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近代中国确立了“三段式”学校制度，与之配套的现代教科书也应运而生。《中学文粹》作为中国最早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之一，从编排结构到选文内容，都力求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尤其选入了银行、公司、专利等新内容，表明《中学文粹》编写者传播新知识，塑造新国民的责任感。
但是，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的，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在实际生活世界里，最能表现人们意识的仍是以有利无利为基本价值衡量标准的‘实用精神’。”科举制度在千年的运行中，不仅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清末时期，广大民众对教育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期望，还是希望教育可以为有才能的人提供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即使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教育与职业生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被割断。清末时期的中学教育是决定社会分层的一个关键阶段，小学教育作为国民基础教育，小学毕业也还不足以决定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而中学毕业则可以在社会上谋取适当的职业，并有机会成为各种基层事业的中坚力量。从学生到家长，在“八股取士”的惯性下，对新式教科书传播的新知识、新思想没有教科书编写者期望的那样热情，因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应付政府选拔考试，从而得以跻身社会上层的工具。同时，清政府开始办学堂教育是很勉强的，是受外界压力的结果，它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够使国家臻于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清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曾祺编选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该书至宣统二年（1910年）已达五版，民国初年又被重订再版；同年林纾编写的《中学国文读本》1~2册，率先出版，至宣统三年（1911年）已达七版，民国初年也被重订再版。二书的畅销也充分表明，在清末民初时期，什么样的教科书才是被真正广泛接受的。商务版的这两套教科书，被黎锦熙先生称之为“姚选”标准，即像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那样，选入的都是论辨、序跋、奏议、书说、传状、碑志、箴铭、哀祭等古代应用文体，且以唐宋古文及桐城派古文为主。随着二书的畅销，《中学文粹》也渐渐绝版了，以致于民国以来的教科书研究者都少有提及。
